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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做企业不是开故事会,发展才能解释问题 ,发展才能解决问题

  文|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李艳艳

  见习编辑|李原编辑|何伊凡

  头图摄影|邓攀

  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,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先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: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CEO。从5月6日到5月12日,一周之内 ,他发了409条抖音、376条视频号、291条小红书 、393条微博,平均每天12条朋友圈。

  这还不包括追觅员工、高管发布的内容,他要求所有员工开通所有社交媒体的账号 ,每天至少发3条视频 。

  视频中的俞浩,情绪起伏极大,几乎每句话都用叹号收尾。有时快意恩仇:“夸我们的人 ,都长得比较帅!骂我们的人,都长得比较丑!”有时咬牙切齿:“反正谁都不要随便招惹老子!我有仇必报!十倍还击! ”

  转折发生在5月13日。一篇文章引发广泛质疑后,他情绪明显低落 。凌晨发视频 ,带了点说气话的味道 ,向所有觉得他狂、觉得他疯的人道歉:“我错了,你们都是对的,都是我的错 ,我打扰大家了。 ”末了又补一句:“我开始低调无激情带货。”自此之后,他的更新数量明显下降 。

  在更新最高频的时段,很多人担心 ,俞浩哪有时间管理公司。最不担心这个问题的,或许是他本人。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采访时,他将公司管理基石定义为“爱与信任” ,假定人是可信的,2000万以下的事都不需要他签字 。在这个前提下,“一切变得轻松了 ” 。

  商业史上 ,创始人性格从来不是脚注,而是正文。4月底,在苏州追觅中心 ,我们和俞浩进行了一场5个半小时的长谈。

  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与《中国企业家》副总编辑何伊凡4月底在苏州追觅中心对谈 。摄影:邓攀

  他瘦了 ,圆脸变成了利落的下颌线,颧骨收敛,双眼皮明显 ,眼型偏圆,鼻梁挺直,鼻头微翘 ,嘴角天然上扬,即使不说话,也仿佛在微笑——这种面部构造 ,让他在沉默时显得友善,开口时显得可信。他习惯注视别人,也习惯被注视 ,同时对这种注视始终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感。对所有质疑,他都有严密的自我逻辑闭环,看似不合理的事 ,在他解释中都是尽在掌握 。

  我们用很长时间回顾了他的童年 ,根据他的讲述,你可以找到他今天言行的草蛇灰线。

  俞浩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贫寒家庭,初中母亲曾带着他从村头借到村尾 ,凑不出50块钱。高中他拿到物理竞赛全国一等奖 、保送清华,却仍被自卑感缠绕 。他一度希望所有人都穿校服——因为校服是他最好的衣服。

  这段经历在他生命中至少留下了两个印记:

  1.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,都是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所争取来的。

  2.如果假定世界是不可知的 ,则权威是可以挑战的 。

  但做企业不是开故事会,发展才能解释问题,也只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。

  我们聊到了约翰·刘易斯·加迪斯的《论大战略》 ,该书核心观点为大战略是“将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有效匹配的思维办法”。俞浩称“无比认同这句话” 。

  他还举了书中狐狸与刺猬的例子,好战略既要像刺猬一样坚定,又要像狐狸一样多知 ,要在两者之间,找到既不偏离方向,又对变化保持敏感的中线 。

  可外界观感恰恰相反 ,觉得他背离了“抱负与能力相匹配 ”这条黄金中线。

  追觅辐射业务跨度之大令人瞠目:除工业机器人、大家电、手机等勉强算“近缘业务”外 ,还包括汽车 、芯片 、算力卫星、固态电池、火锅 、零食、奶茶、国际物流等。一度看起来,追觅的边界似乎取决于世界上有多少行业 。

  摄影:邓攀

  俞浩的“理性狂妄”,可拆解为三个层面。

  第一 ,组织上靠风险分散而非风险承担。通过独立BU的法律结构,避免单个项目失败时风险传导至追觅主体 。

  第二,管理上靠规律抽象。他号称能批量生产优秀创业人才 ,用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替代传统管理经验。

  第三,传播上信号与操作分离 。“狂 ”是对外信号,用来吸引资本和人才 、制造话题、维持生态热度 ,“谨慎”才是对内操作。

  但表达上的自圆其说,掩盖不了常识性挑战。俞浩面前仍至少横亘着四道坎 。

  钱从哪来,能撑多久?

  支撑这个故事的是一个多层嵌套的资金结构:主业清洁电器的造血能力、地方国资基金网络 、资本市场获利。故事能讲下去的前提是 ,市场持续认可“追觅生态”的叙事溢价。

  一旦叙事出现裂缝,200余个BU将同步承压 。它们在法律层面与追觅主体独立,可当所有BU共享同一个募资管道、同一个品牌形象、同一个供应链底座时 ,股权隔离也无法阻断风险的系统性传导 。

  主业优势是否会被稀释?

  追觅产品叙事呈现“双轨并行 ”:在主业赛道用硬创新建立信誉 ,在跨界赛道用“发布即存在”维持故事。两类叙事的混杂,让外界难以辨别“追觅已经做到的”与“追觅计划做到的 ”。

  追觅主业清洁电器本是健康业务,但行业增速出现放缓 ,石头 、科沃斯等对手虎视眈眈,大疆也准备跨界进入 。与此同时,主业需要供养的体系却在不断膨胀。

  俞浩需要至少一个持续增长的“现金牛 ” ,而非纸面上各BU的200%增长。他还要警惕另一种风险:防止当营销费用以数亿计涌出,研发团队的压力会从“如何做出更好的产品”,转向“如何配合营销节奏交出足够震撼的PPT” 。

  如何面对流量反噬的风险?

  暴雨不终日 ,通过极端断言、主动引战、强硬反击 、拉黑批评 、高频刷屏、全员视频动员令等,俞浩将个人流量逻辑推向了组织末端。流量策略的短期效果不可否认,但流量涌入并不等价于信任积累 ,而个人品牌与企业形象深度绑定会放大风险。

  即使延续流量策略,也应该从“传播创始人语录 ”调整为“演示产品功能”,让用户从“围观豪言”变为“了解品牌 ” 。在5月15日之后 ,他或许已意识到了这种风险。

  是否会出现管理失控?

  业务膨胀之下 ,追觅的组织复杂度已经越来越高。俞浩坚信用物理学家式的“规律抽象”来管理公司 。他相信信任和高度透明化能激发人性中最大的善,并蔑视传统管理工具。

  但“高压+高激励”的极端组合,容易造成“三高 ”:用超高激励吸引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,用超高目标筛选执行者,再用高强度流动性维持进化压力。

  “规律抽象”能否管理组织?答案是:简单系统中可以,在万人级复杂系统中尚未获得验证 。

  以下为访谈节选 ,关于这四大类问题,俞浩有自己的看法,未来你可以结合他的“行” ,来检验他今天的“言 ” 。

  评价俞浩和追觅,不应以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亿美金的公司生态”或者“重新发明地球”为参照——这个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。

  更合理的参照是:“一家硬件企业在时代浪潮下究竟应以何种方式、何种速度 、何种边界,去触碰增长天花板。 ”

  无论成败 ,他都已经写下了最极端、最大胆,或许也最具警示意义的一章 。

  以下为《中国企业家》与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的访谈实录(有删减):

  谈人设:很多人只记得我说了“世界首富 ”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看起来瘦了很多。现在这个形象,是刻意管理过的吗?

  俞浩:被逼的。去年我们签了张凌赫代言 ,他来苏州一个活动 ,现场来了数万人,因为安保风险,我们放了几千人进来 。他坐我边上 ,我跟他拍个合影,结果换了五个拍摄角度都不行,因为他的脸只有我一半大。那时候我比现在还重30斤 ,受了好大的打击。

  我妈非常反对我减肥,她说当老板就是要胖一点 。可能在她那个年代,大家吃不太饱 ,通常老板要胖一点。可现在不是了,自律的那个人,才是最有钱的。瘦是一种自律和对自我要求高的表现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一个人对自己的祝福有很多种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企业家祝愿自己成为世界首富。你为什么在年会上说要“成为世界首富”?

  俞浩:年会是个娱乐环节 ,有点像脱口秀,逗大家乐一乐,结果很多人只记得“世界首富” 。

  其次 ,为什么我会说“首富 ”这个词 ,是因为在今天,所谓“世界首富”,不再代表他有多少钱 。当年洛克菲勒的资产在最巅峰时也就十几亿美元。今天的“首富” ,代表的是社会对他的信任,愿意把剩余资源交给他去做更大的科技创新。

  俞浩 摄影:邓攀

  那次年会上的话,你可以认为一半是自我吐槽、自我消解 。结果很多人只记得“世界首富 ” ,我也讲了愿景 、使命,用科技推动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进步,但没人记住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一个伟大的企业 ,需要不断拓宽边界。但你现在切入的汽车、大家电、手机,都是卷得厉害的红海 。既然要拓宽边界,为什么偏偏选这些?

  俞浩:我喜欢表达不一样的思考 ,这才有趣,一模一样的没啥意思。首先,红海理论和蓝海理论早就过时了。eVTOL(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)听起来是蓝海对吧?几百家公司在做 。大家电听起来是红海 ,但真正做的就三五家。我们观念里有些知识 ,是很荒谬好笑的。追觅就像个小孩子,在戳穿“皇帝的新衣” 。

  我不认为大家电没有革新机会。人们总想给创新打标签,什么颠覆式创新 、微创新 ,好像颠覆式就最高级。错,这是偷懒 。颠覆是由若干个连续创新积累而成的 。

  马斯克搞了特斯拉,大家认为是颠覆式创新。那扯淡的 ,电动汽车早就有了。马斯克只是把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池,锂电池又是日本发明的,其实才多大点变化 。

  追觅就是把“N+X”拆成“N+1 ”的X次方 ,重复去做十次、二十次。你把今天的扫地机器人跟10年前的对比,压根不是一个物种。我认为扫地机器人的革新比电动汽车大多了 。今天的扫地机比起2023年,丝毫不亚于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。我们重新发明了扫地机 ,丝毫不亚于特斯拉对电动汽车的贡献。

  企业争议:200个BU与N+1,逻辑是什么?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除了汽车、家电 、手机,你还设立了上百个BU ,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

  俞浩:最主要的变化是 ,AI来了 。人类生产力我笃信它会提高100倍。

  造模型要花很多钱,而且迭代得很快。我相信用好AI更加重要,所以2021年开始我们变成了“AI驱动制造万物” 。汽车在2021年投入的 ,我们早就做了,只是没对外说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看起来,这有点像是“撒网式”投机。

  俞浩:我认为是组织架构的问题 。我们怎么支撑这件事?说白了就是把它拆开 。我们所有BU之间都要独立发展 ,就是为了防止某一块变成无底洞,把好业务拖垮。我不允许任何业务去拖累其他业务。

  我给你算几笔账 。我们的洗地机在中国市场最多就亏了一个亿,现在做到行业第一。还比如个护 ,2017年成立,每年几千万投入,而且一直有营收 ,我们实际累计投入也就一个亿左右,2025年全面盈利。

  摄影:邓攀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所理解的外界对你的“误判 ”,为什么总是在你做新业务初期就会出现?

  俞浩:很多人总是出发的时候 ,就试图把未来所有场景、路线设想好 ,我没有这样的执着 。为什么大家一提做手机跟做汽车是危险的?因为越是有经验的人,越要在决定做之前,把怎么做想好了。可事实上 ,做手机是持续十年、二十年的过程,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想你怎么取胜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在个别案例中,你这套模型可以成立 。但当“N+1”的这个N进入到复杂度更高的领域时 ,我觉得是很难成立的。

  俞浩:完全一样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造车的复杂度,应该是造扫地机器人的好几百倍吧 。

  俞浩:其实没那么大差距,今天扫地机大概1000个零件 ,汽车1万个零件,差一个数量级而已。我们太容易低估扫地机器人了,你知道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打过多少仗?我们有两个品牌 ,追觅跟MOVA,都在坚持高端,占领了全球高端市场超过50%的份额。汽车有几家能做到这样的市场占有率?有几家是盈利的?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但汽车的N比扫地机器人的N大太多了 ,N越大 ,想把它提炼出来不就越难吗?

  俞浩:我觉得不会 。N不是反映零件数,而是当下全球市场的技术水平 、供应链水平 。今天中国供应链之强大,中国各家汽车厂之间有什么区别?电池都是宁德时代的 ,核心是“+1”的东西,N只要资源够就行了。我不担心汽车。像小米造车,一共花了大概170亿就盈利了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成立一个事业部的标准是什么?

  俞浩:我们想做就成立。如果是团队发起的 ,我会帮他判断一下基本商业逻辑对不对。

  大的一些事业部是我自上而下发起的 。有些是团队发起的,比如智能戒指就是他们想做,这些其实我不太感兴趣 ,但他们商业逻辑可以闭环,团队也有信心,那就支持他们做。

  来时路:5万块钱 、三天没吃饭和一场生死战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的表达方式“狂 ” ,跟你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?你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?

  俞浩:我家条件非常差,是村里最穷的。起因是我爸去上海做鱼货生意,他眼光不好 ,1995年左右亏了5万块 。一直到我上大学 ,这笔钱都没能还上,欠着债,再也借不到钱 ,他一辈子就只能打零工了。

  后来我爸卖猪头肉。早上4点起床,骑到镇上批发三个猪头,回来理毛、劈骨、下锅 ,忙到下午再骑车沿街叫卖,到晚上8点 。他就一辆自行车,铁箱子50斤 ,加上肉100多斤,每天挣100块,365天几乎全年无休。我们家还没有冰箱 ,因此每天只能卖三个猪头,否则卖不掉的话没地方放。

  一个冰箱 、一辆电瓶车、一个铺面,这些原始积累的坎 ,他永远跨不过去 。所以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说一个人从0开始 ,在15年内做到世界首富,才是社会巨大进步 。因为我知道原始积累有多难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小时候帮家里干活吗?

  俞浩:猪头肉的活儿没干,地里农活会帮 ,我家有两亩七分地。我家那时候穷到什么程度?房子虽然是楼房,但盖到一半没钱了,砖瓦是裸露的 ,墙壁里全是老鼠,睡觉能听到它们嗑花生的声音 。下雨漏雨,风一吹窗户晃 ,台风来都担心房子倒掉。

  直到小学五年级我家才通上电,我就自己在墙上装电线,设计了一两个开关控制电路。后来初中才发现 ,那叫单刀双掷开关,而且我的方案比标准答案更省电线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父母对你的性格有什么影响?

  俞浩:我爸性格很直爽,没什么真心朋友 ,全是酒肉朋友。我说这也是个本事 ,挺好的。我妈就啥事都往心里想,她就完全没有酒肉朋友 。

  我希望他俩结合一下,我跟人相处的时候希望轻松一点 ,酒肉朋友多一点。内里希望像我妈那样,考虑长远的事情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动手能力这么强,小时候有什么爱好?

  俞浩:我小时候没有玩具 ,我的玩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。有一次下雪,忽然看到了一个滑雪板,我就自己做滑雪板。上小学时 ,我又做了四驱车,自己绕线圈,自己造方程式赛车。轮子用最小的直径 ,电机是缝纫机的电机 。

  我没见过F1的方向盘,就设计成了一个横的加两个竖的方杆 。我还做电动船,在马达上绕线圈 ,还模拟过水泥修路 ,把芦苇削成一根一根扎成钢筋,再把泥土混成混凝土,搭骨架。

  我整个小学6年只吃过两次零食。一次是我爸给我带了4包“闲趣 ”牌饼干 ,2块钱一包 。规定一天可以吃一包,我拎起一包就要去学校分给同学。还有一次是带了4个鸭梨,我带了一把尺 ,用那个尺把梨分给我隔壁的一个邻居吃。

  但别人问我吃了什么,我都害羞个半天 。但我有大把时间,特别是到了初中 ,读了大量人物传记。我是在福特、爱迪生 、莱特兄弟的故事里长大的,这些人像是我精神上的邻居,我很向往他们的故事。

  我性格其实是深度内向的“i人” 。不是因为我做这些没有朋友 ,是因为我没有朋友才做这些。我跟村里的大部分人玩不太到一块去。

  摄影:邓攀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吧?

  俞浩:我学习非常好,是超越常人的好 。我幼儿园只上过一个月,嫌老师教太慢。5岁时算数 ,就把一个比我大5岁的表兄算哭了。后来我被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 ,为了代表镇里去市里参加比赛 。

  但我性格确实偏内向 。到高中,录取通知书上写,要带饭盒和1680元学费。报到那天 ,我妈都没准备。又去借,只凑了几百块 。饭盒也没有,我也不知道去哪买 ,外面找了一圈也没找到。

  其实食堂已经有餐盘了,录取通知书的要求过时了。但我不知道也不敢问,硬生生在宿舍饿了三天没吃饭 。不是爱面子 ,就是害羞,有自卑心理。我最希望所有人穿校服,因为校服是我最好的衣服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后来的保送经历也很受人关注 。

  俞浩:我先是被保送到市重点高中 ,上了实验班。全市大概两个班,一共100个人。我刚去时,排班里第45名 。第一次月考 ,就大概第15名了 ,到期中考试大概到第5名。到期末考试成了第1名,到毕业都是第1名。

 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 。我在所有的环境中,其实资源都很稀缺 。我在镇上的学校接触不到市里的教育资源。等我接触到了 ,马上就会考到第1名。所以我创业加入小米生态链时,一开始也是最后一名 。三年后我就能做到销售第1名,给我点阳光我就灿烂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保送清华以后 ,你又做了些什么?

  俞浩:我其实有很长时间,考虑不去清华了,想直接创业。

  我们镇上有大量企业做电刷 ,就是电机的一个零部件 。我就骑自行车去找,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要怎么合作。对方接我电话,也听不清这是谁要干什么 ,直到见面看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,特别搞笑。

  其实我非常内向,打算创业前 ,那个电话就摆在那里 ,我半个小时都拨不出那个号码 。但我很会逼自己,我会想,是从这个楼上跳下去痛苦 ,还是打那个电话痛苦?用那个方法倒逼拨通那个电话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到清华以后就如鱼得水了吗?

  俞浩:头一两年还是非常痛苦,我一直在找生命的意义。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,就是大一末 ,我骑自行车在学校里转,走到朱自清写《荷塘月色》的湖下面,对着一棵树 。

  我好痛苦 ,我想我要是这棵树就好了,就不会像人这样痛苦。

  后来我又想,树没有能力反抗 ,它连被砍了都无法反抗。我跟树最大的区别就是:我有行动能力 。从那以后,对一切问题,我都能变成行动 。从那以后 ,我也不玩游戏了。打游戏是为了体验 ,我要求自己,要获得现实生活中生命体验的乐趣,超过在游戏中的体验。

  所以我大学做了很多事 。我本来比较内向 ,就强行让自己去竞选学院学生会主席,后来还去校会当了副主席。之后,我又创建了“天空工场” ,有13个院系的人加入。我们社团门口写着:你已经进入天空工场,请你忘掉平庸,忘掉低效 ,进入挑战极致的世界 。

  清华大学天空工场时期的俞浩。来源:受访者

  我去学了清华很多学科:生物芯片、深度学习、软件架构,甚至《资本论》。清华的好处是任何学科,都是最顶尖的老师 。我还学了跳水 ,教我们跳水的是教郭晶晶 、伏明霞的教练。

  我还学了薛定谔的《生命是什么》,用物理学去理解生物学。学混沌、分形、湍流 。虽然我学的流体学中有湍流科目,我们老师不太重视这个方向 ,我就自己去学。我去北大找陈飞教授去研究幂次律。幂次律本身是一个流体学概念 ,对我今天理解社会也有巨大帮助 。

  谈创业试水:四年抑郁 、光膀子搞设计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听说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创业不太顺利?

  俞浩:2011年我开始做Colorwork,是一个协同工具,有点像飞书加LinkedIn 。赚不到钱。我迷信自己什么都要会 ,花了好几个月,把所有代码自己写一遍。后来一想,这不是CEO该干的事 。

  俞浩首个创业项目Colorwork产品界面。来源:受访者

  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字节的人 ,两边工程师坐在一起,我看不上他们,感觉土巴巴的。他们团队50个人左右 ,我觉得大家都去做娱乐,我去搞一个工作系统,才是一个足够大的事情 ,是像Google那么大的事情,要不然我也得去制造汽车、火箭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2011年到2015年,正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 ,你却要去做硬件 ,判断逻辑是什么?

  俞浩:第一,我本身更擅长做硬科技和硬件。第二,移动互联网已经被加了“移动 ”两个字 ,算一个细分品类。那时候我还总想着做特别大的事情,不愿意开发任何App 。

  我觉得我们受清华教育,要入主流、上大舞台 、做大事 ,做个比苹果更小的公司那怎么行?一个App不就是在苹果手机上给人开发个软件吗?那怎么行呢?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没想过去大厂上班吗?

  俞浩:有过一秒钟吧,但一秒被否定掉了,虽然心里有点恐慌。因为一旦选择创业了 ,意味着从那以后开始,我不可能在某一项技术上搞得绝对尖端。创业也有可能会让我丢掉饭碗,有一点点恐慌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当时那么小一个团队 ,怎么攻克10万转电机的?

  俞浩:当时戴森已经做到10万转,国内大部分公司只能做到2万转。主要有三点。

  第一是团队构成 。原来传统电机团队大部分是和制造相关的人才 。我们组建的团队一半是清华的,一半是有行业经验的。当时电机已经是一个模组 ,不是单独的机械问题 ,有结构 、电子、算法、流道风道模拟,是个复杂系统。

  第二,我小时候的物理直觉起了非常大的帮助 。有40个方案的时候 ,我可以迅速不需要做实验,排除掉38个方案,只验证那两个就可以了。如果我做工程师 ,我依然可以是个顶级工程师。

  第三,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在那时已经做好了准备,但其他人没意识到 。我们是率先把电机这条高精度加工供应链跑通的。日本跟德国轴承精度高 ,而我们率先在中国做起了轴承线。所以,也是我们的工业基础到了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刚创业的时候你也有过一段光膀子干活的经历?

  俞浩:2015年5月,我们开始在嘉定做硬件 ,有个供应链朋友给了我一间厂房。厂房没空调,夏天39度,厂房被晒得更热。大家就光着膀子干活 ,光着膀子搞设计 。我朋友骂我:见过各种考验团队的办法 ,没见过用高温考验的。

  那几年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。原来是想着一定要做出比苹果更伟大的项目,后来想的是,为了能活 ,做什么都行,给代驾的滑板车都做过 。因为代驾每个城市有个群,你在群里做销售就行 ,不需要花营销费 。我也会接外面的研发项目挣钱,这两年,我们用剩余的钱养出了高速数字马达。

  但从2013年到2017年 ,我有接近四年的抑郁状态。自测中度抑郁,去医院开了药,吃了一片 ,醒的时候昏昏沉沉,就再也没吃了,后来全靠硬扛 。但硬扛对我的智力应该造成了物理性损伤 ,不然我会反应更敏锐一些。

  那是最苦的时候 ,但也是真正打基础的时候。从高中开始,我就强行给自己规定,每周必须想出一个新的想法出来 。不管它对不对 ,每周要有一个发明。那时候还没有工具可以检验这事有没有前人发明过,但对我来说都是新的,就一直在不停地训练自己这样的思维。

  谈米链生存法:“你们抱怨什么?让我进去猥琐发育”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后来加入了雷军的小米生态链 ,你跟雷军接触的多吗?

  俞浩:不多,我其实一共只见过雷总一次,但我无数次说感谢他 ,比他们以为的更感谢 。他真的治好了我的抑郁症。

  小米投资我们以前,高速数字马达已经做出来了。小米问我估值,我说我要一个亿 。小米 、顺为一起投。其中有个非常好的投资人叫高雪 ,他说我认为你值这个钱,但小米内部有个规定,100万美金以下的投资我可以做决定。1亿估值要投资100万以上 ,就要通过小米高管委员会 ,要见到雷军 。

  我说不要,那估值就7000万吧 。小米、顺为就各投了100万美金,占20%的股份。为什么我不见雷总?不是不想见 ,因为这是我的生死钱,我不想为此增加不确定性。

  我到现在还记得,接起那个电话的时候 ,我在上海,外面在下雨 。投资人怕我不接受,但我一秒就同意了 ,没带一丝犹豫。

  但从小米说要投,到真正合同签订的一刻,又过了半年时间 ,这半年是我最难熬的。不是账上没钱,是我没有发展 。一个每年1000万收入的公司,跟我的理想隔了十万八千里。它只能养活团队 ,再这么做下去团队会散掉 ,大家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那点工资。

  晚上我一个人开着车,在上海的外环兜圈,找不到方向 ,找不到出入口 。硬件的原始启动需要的资金很大,我不可能融到那么多钱。

  所以加入小米之后,我好羡慕小米的那些生态公司 ,他只要做出好的产品就不愁卖了。对我来说,做好产品太简单了,可我不知道怎么卖 ,也没有钱生产出来 。所以小米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,我内心无比感谢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对小米生态链怎么评价?

  俞浩:我们非常向往小米生态,它就像一个大棚 ,是帮助成长的。里面100多家生态公司,有点像大棚蔬菜 。它只要把帘子稍微掀开一点点,让大家竞争 。

  那时候很多小米生态公司抱怨小米 ,说你怎么让我们竞争?我觉得你们都幸福成这样了 ,都在大棚里,还抱怨什么呢?什么时候把我移植到大棚里,我就“猥琐”发育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进去之后你对这种生态怎么适应的?

  俞浩:刚进去时 ,我们一个米家项目都没有。前面的品类都被人做完了,我们第一款吸尘器只能上自主品牌,799元 ,续航一小时 。结果是,小米第一次出现了生态链品牌卖不过自主品牌的情况。后来他们说,要不你也给米家做一款。

  我一边把爆款给米家 ,一边自己赶紧研发下一代 。我那时候假定,所有追觅都爆款,几个月之后都得送给米家 ,这样逼着自己往前跑。2019年我们做了5个亿,米家2.5亿,追觅自有品牌2.5亿。

  其实真正的故事比这更复杂 。我还做过一款更便宜的降配版。降配版只减少20元成本 ,售价减少200元 ,结果卖不掉。但从799元往上做到1399元,增加成本可能100元,售价能增加五六百元 ,却卖得很好 。从那以后,我只允许往上迭代,不再允许往下迭代。人们对科技产品总是追求更高、更快 、更强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当年在米链里 ,你跟其他生态链企业关系怎么样?

  俞浩:还是存在不少竞争的 。因为我们做完吸尘器,小米一看,扫地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?我们马上就做好准备了 。2019年 ,我们拿了第一款扫地机器人的业务。后来又拿了吹风机、无叶风扇、智能垃圾桶。然后开始做滑板车,肯定影响到别人了 。

  摄影:邓攀

  这导致有半年时间,我立不了米家的项。

  后来五源资本刘芹要投资我们 ,我请他帮我约一下雷总。见雷总的时候,团队特别紧张,怕我去告状 。结果我跟雷总从第3分钟起 ,全程聊高速电机 、流体力学。他工程师的兴奋劲儿起来了 ,说我们可以一起开一个以流体力学为核心的发布会。

  之后半年时间里,小米高管轮流到我们公司来 。雷总在内部大会小会都提追觅,以至于每个人都觉得我跟雷总关系很好。其实我就见了那一次。因为我脸皮挺薄 ,不好意思老去耽误人家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听说那时你要刻意保持低调?

  俞浩:可以说非常低调。一群新加入小米的企业要开大会,做自我介绍。每个企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自己各种牛 。我会说,我们就是做电机的 ,多的什么都不说 。

  我30岁的生日,是跟昌敬(石头科技董事长)一起过的,但他不知道。那天我去北京见小米 ,说石头创始人有点时间,你可以去见一下,我立即改签了机票。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好 ,我跟他一起看星星、看月亮,其实内心焦虑得要死 。

  昌敬是个很好的人,石头也是很好的公司。但我得生存。他那时候已经三四百人 ,有几十亿收入了 ,在小米生态链各方面排第一 。他如果想阻止我,我相信有很多办法。

  其实我俩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,后面虽然联系不多。小米说让石头投我们一点 ,投500万,占几个点 。我怎么可能要?这是未来的竞争对手。

  我们内部开了一整晚的讨论会,觉得没办法 ,小米实在让要,就要吧。后来石头看完说不投,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。

  2019年 ,小米邀请我们去参加生态会,我也不想去。那天昌敬迟到了大概40分钟。正好所有人自我介绍,快到我这里时 ,我悄悄走掉了,我不想让大家发现 。

  谈“授权 ”:2000万以下不审批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之前微博、抖音都不怎么发,为什么这一年出现了如此陡峭的表达曲线?

  俞浩:开始发视频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种探索 。我4月17日才发了抖音第一条自拍。因为打开一看 ,抖音美颜这么好看 ,我原来担心自己拍太丑了。微博也是,一个周末早上9点多起来我突然开始写 。

  我自己发微博,主要是为了解释百万亿美金到底是啥。人类财富每隔20年 ,最高市值的公司就会提高一个数量级。我们那时刚从CES回来,我就很高兴地把“追觅要成百万亿美金”发到了公司大群和朋友圈里,结果引发了很多讨论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所以你认为自己不是刻意高调 ,是在被动解释?

  俞浩:也有主动的部分。我认为企业到了一个阶段,影响面已经超越自身,你的合作伙伴 、社会需要理解你。走到今天 ,追觅和我,都需要对整个社会负责,对整个社会进行交代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追觅为什么要到硅谷开4天的发布会?(4月27日至30日 ,追觅在?美国硅谷旧金山艺术宫?举办了名为?DREAME NEXT?的全球发布会周)

  俞浩:追觅从成立第一天起,就是全球化公司,海外 ,包括北美 ,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。我们之前也在德国、法国、新加坡等海外很多国家开发布会,但这次在硅谷规模比较大。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内的朋友去美国,所以被很多人拿来放大解读 。

  摄影:李艳艳

  你要知道 ,我们在过去几年,办发布会的成本是从5万一场,逐渐升到20万一场 、50万一场 、100万一场 ,逐步积累了做大规模发布会的能力,现在才能做硅谷发布会。而且我们哪怕在5万元一场的时候,内部的要求也是ROI>10 ,这是我们成长必经的过程和结果。

  至于硅谷发布会为什么要开四天?很简单,因为追觅旗下的BU比较多,而且我们希望可以给每一个品类足够的时间展示 。就像小米发布会越来越长 ,讲汽车的话,留给手机、大家电的时间很少 。追觅要求每个事业部的展示时间不得减少,把大家并在一起开 ,也是为了减少差旅费。

  如果非得说贴硅谷标签 ,是因为大家相信硅谷叙事。我们的技术与产品,已经成为行业里最好的,可以选择一个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场合面向全球发布 ,仅此而已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有一个观念叫“用试错来代替规划”。到现在为止,你成本最大的试错是什么?

  俞浩:我们从不让一个业务无底线地烧钱。内部有个原则叫“小错不断,大错不犯 ” 。不同阶段 ,我会规定不同的错误上限。最早单次不超过20万,现在单次不超过2000万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意思是2000万元以下的事你可以不审批吗?

  俞浩:追觅成立至今,没有一个流程必须经过我签字完才能推行下去 。但团队慢慢形成一个默契:越是这样的 ,他们越把这个钱当成自己的。

  有时候经常我说花花花,他们心里没底,问我这笔钱到底该花5000万还是一个亿。我会跟他们一起分析 ,但真正需要我审批的事,没有 。

  比如我什么时候知道张凌赫是我们代言人的,是在朋友圈里。我说我们怎么又多了个代言人 ,这谁啊?小伙子不错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2000万这个数字你是怎么算出来的?

  俞浩:因为我在思考企业家精力问题 。为什么很多企业到了后面一把手累得要死 ,团队又没有作为 。一把手想放手,放手又一团乱?请问边界在哪里?很好解答,规定一个数就好了 ,这个数随着发展去变化。

  2019年,追觅吹风机的每一条轮廓线都是我自己定的。因为那时候我只有几百万,我就盯到2000块 。一条线影响我们卖不好了 ,可能就会决定生死。后来我们有几十亿了,我就把2000块钱变成了20万。到今天,我得假定我已经有几千亿了 ,那我能够看到2000万的事,已经很厉害了,对不对?

  但大部分CEO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数字 ,什么都要签字,一年里有半年都在签字,公司他也弄不明白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企业家要签很多字 ,本身没有对错 ,还是看公司发展情况怎么样。

  俞浩:他们决策过于集中,假如你有2000亿,事实上需要你决策、你能管的大方向不超过10个。比如做电池是新能源未来10年的大方向 ,好多有2000亿的老板,就一股脑地扑向了电池 。因为能容纳2000亿的赛道,就那么几个。

  追觅是建立了一套分级授权机制 ,这才是为什么假定我有几千亿,我依然能管到2000万。这个模型的参数一直在调整,因此我们能发现无数细分的品类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但你还没有几千亿 ,就追觅这个规模来说,2000万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风险是你能承受的吗?正常的财务流程,你还是要过手吧?

  俞浩:不经过我。我怎么能浪费时间在流程上呢?不可能 。我觉得我至少承担十个亿 、几十个亿风险 ,都不是事 。但我是非常保守的人,我依然把2000万作为条件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那到底什么事,才一定需要你来签字呢?

  俞浩:法律法规需要。首先你要假定 ,你的团队是可以相信还是不可以相信的 ,这是一个基础哲学 。我假定每个人是可信的,它有几个前提。第一,追觅对所有的贪腐极严 ,一旦发现任何苗头的贪腐,国家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。

  第二,我要保证追觅的核心成员过得好 ,这样他们贪腐的概率就会很低 。但如果碰了,就别指望我念旧情。在这样的系统下,我认为内部的人都是可信的。

  基于可信之下 ,我一切就都变得很轻松了 。他对这笔钱花得有没有信心?有就通过。他们会更多把我当成一个导师、教练,而不是让我变成运动员。

  谈管理:如何管理5万人?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追觅现在有多少人了?2022年的时候,你们员工应该有过一次激增 。

  俞浩:追觅有超过5万名员工 ,其中研发和管理超过2.3万人。我们几乎每年人数都会翻一番。我们2025年从1万人变为2万人 。2026年会增长得稍微多一点,员工规模会跟收入增长相匹配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这样的团队激增,对你来说管理上会有什么挑战?

  俞浩:没有挑战 ,越来越轻松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这一点我觉得你过于理想化了 ,员工有什么事才会找你?

  俞浩:是我去骚扰他们,要不然我躺那睡一个月,也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他们自己决策 ,他们是主人啊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但在股权上,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“主人”,和创业者还是有差别的。

  俞浩:最重要的是 ,事能不能做成,成功了老板会不会亏待大家,就这两条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从法律风险上BU可以隔离 ,但叙事上BU要共享追觅和你的IP,完全意义上的隔离是做不到的 。

  俞浩:所以我们追求最大限度的隔离。我们采用多品牌,BU也有独立品牌。品牌一定程度上也是隔离的 ,但的确像你说的,做不到完全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用这种方式来管理一个几万人的公司真的可以吗?我比较怀疑。

  俞浩:太可以了。因为我有200多个公司,那些CEO比我负责多了 ,他们把着事呢 。我今天员工要发福利 ,发的钱还是各个BU自己赚的钱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是否有员工不认同你的管理方式?

  俞浩:有的话我心里还安全一点,但我不会为此去改变策略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把公司管理基石定义为“爱与信任”,这听起来很理想主义 。

  俞浩:好多年前 ,有个人问,你妈妈是怎么培养你的?我顿时愣住了 。她没培养我,但她就是无条件相信我。

  高中的时候 ,我有一次犯错误,老师叫妈妈过来。一般妈妈见完之后,肯定会想揍死他吧 。我妈妈还担心我 ,说你没吓着吧?这好像是个不合格的家长,但这件事激励了我,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 ,我一定要上清华。

  后来,我发现爱与信任是非常大的动力,从那以后 ,我就把公司管理基石定义为爱与信任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发黄金、发红包 、请全员吃夜宵 ,都是临时起意吗?

  俞浩:有一次晚上,11点多了,忽然好想吃夜宵 。我就在群里说 ,请大家吃夜宵吧,花了500万请全员吃夜宵,完全凭感觉。

  我可能那一天感觉员工做得很好 ,就想给他涨2万。有一天我心情挺好,拉了接近10个、20个群,给员工涨薪 。拉完一数 ,10分钟,又给我花出去几千万。但末位10%的淘汰还是要做的,这是冷酷的数学部分。

  2024年5月27日23:07 ,俞浩在公司群里说想请大家吃夜宵 。来源:受访者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说过,一秒钟可以把股份全部分给员工。你真的这么想?

  俞浩:等有一天我想明白了,一秒钟可以全部分给员工。胖东来不是把40亿分给大家了吗?我非常认可 ,我也一定会这么做 。

  我脑子已经无数次脑补过 ,回家种地的场景 。我羡慕华盛顿解甲归田,回到自己的庄园去骑马。我觉得我最后一定是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,不然钱是一个累赘。

  谈“资金来源 ”:我们有比较多的危机感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那我们就来谈谈钱吧 ,你现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哪里?

  俞浩:自有资金、经营利润,还有基金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基金应该更像CVC吧?

  俞浩:跟一般的CVC不一样。追觅实际上是作为产业方,与新锐管理机构以及各地政府合作 ,设立了多个产业基金。

  我们自己作为产业方,在产业链深度上比较有优势 。我们在合作的产业基金投资的一些领域,上游软硬件 、工业机器人、服务机器人等方向上 ,有完整的产业认知和项目储备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们在产能落地上具体是怎么布局的?

  俞浩:我们的项目落地能力很成熟。在高速增长、已经成熟的业务,如扫地机 、洗地机等,也是有新增产能落地需求的 ,比如与绍兴合作的扫地机器人生产基地 。同时,那些孵化的项目,也有生产制造落地需求 ,比如我们的割草机项目 ,是和苏州吴中在合作。这些与地方政府产业链补强的招商诉求,是高度契合的。

  追觅扫地机器人绍兴生产基地内,工人正在组装产品 。来源:受访者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似乎一直对融资比较擅长 ,这方面是如何思考和决策的?

  俞浩:因为我们有比较多的危机感。2021年,资本市场特别好,海外需求激增 ,我们的估值被拉高。但我觉得不对,还是准备过冬吧 。我5月份启动融资,见了12家机构 ,9月30号完成打款,10月15号二级市场就开始转冷,晚一周可能都交付不了 。

  谈创新:天天把第一性原理挂在嘴边的 ,多数是挂羊头卖狗肉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说过“大部分人考虑的是现象,我思考的是规律”。能否展开讲一下?

  俞浩:追觅走到现在,最重要的就是战略选择能力。

  我小时候给我妈出主意 。那时候村里种棉花还是种大豆 ,我跟我妈说 ,反着种就行。别人家种棉花,我们就种大豆,别人家种大豆 ,我们就种棉花。本质是稀缺性,你应该种更稀缺那个 。我妈照做了,果然有效果。

  创业也要反着来 ,不然你的策略收益就很低。大部分人讨论的是现象,我们每每讨论的是规律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总爱讲第一性原理,你理解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?

  俞浩:那些天天挂在嘴边的“第一性原理” ,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。马斯克说人是靠视觉的,所以汽车只用视觉,这叫第一性原理?放屁。他创业时雷达几十万美元一个 ,他用不起 。他要是有禾赛的能力,他一定会说雷达是第一性原理。

  他没意识到雷达能从几十万降到2000块,然后觉得这是第一性原理 ,这不搞笑吗?

  所以我们2017年做扫地机器人时 ,雷达和视觉一起做。一颗雷达大概120块钱,一个摄像头芯片30块 。可处理视觉所需要的处理器规模更大,处理器和内存上要多增加200块 。在扫地机上用视觉不仅不便宜 ,而且更贵。但视觉是被动信号,雷达是主动信号,数据要精准得多。

  在追觅科技园区测试的追觅割草机器人 。摄影:邓攀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沿着这个问题说 ,那你对创新本质的理解是什么?

  俞浩:我2019年去过旧金山的禅修中心,就是乔布斯去过的那个。走进去看到:一个日式建筑让我们做禅修,出来一个住持是个老外 ,那个寺的名字是个中文名字。那一刻,我觉得荒谬极了 。

  但我也开始意识到,创新其实就是把东西mix到一起。你看乔布斯做iPhone ,把欧洲的设计、日本的工匠精神、高精度工艺,和美国的创新科技结合在一起。他很早就做禅修,从日本的索尼获得了很多经验 。

  当时在硅谷往山上开车的时候 ,发现手机逐渐没信号了。你就立刻理解了为什么马斯克要做星链 ,因为他在南非出生,大学在加拿大,地广人稀 ,那可不就觉得星链是第一性原理吗。

  但马斯克缺少精细加工的品位 。你去看他的经历,没有日本 、欧洲的东西,所以他的车糙得一塌糊涂。大家认为苹果代表手机 ,特斯拉代表汽车,我认为特斯拉代表不了。如果我们能把精细加工这部分做好,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创新mix的尺度该怎么把握 ,怎么定义是mix还是大杂烩?

  俞浩:规律是可知的,mix的规律是确定的 。但你到底mix了什么,消费者要认。

 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去年开始 ,车一直在上测试。我可以冒着被说“抄袭布加迪 ”的风险,本质是因为他现在看到的和最后生产的那辆,根本不是一辆车 。但通过这种方式 ,我能看到消费者的反馈 ,理解他们到底喜欢什么。我们会不断调整,直到他们都觉得好看 、厉害、有点真东西。代价是我得提前开放信息,但这就是“世界不可知 ”的落地方法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创新太非主流了 ,风险也会增加吧?

  俞浩:所以我们经常两种方案都做。没有哪种是绝对好的,要看工程问题怎么解决。

  但这个思辨过程,让我们不迷信世界上只有硅谷的唯一答案 。我也不觉得我是唯一答案 ,我也有可能错,所以我们都做。那些盲目相信马斯克一定对的人,才是狂妄的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所以你欣赏什么样的企业家?

  俞浩:之前我就说过 ,山姆·阿尔特曼不如马斯克,马斯克不如乔布斯 。

  最直观的表现是经营。马斯克的这些业务,我怀疑加起来也没挣过钱。SpaceX去年大概亏了200亿美元 。特斯拉历史上没挣多少钱 ,利润还在下滑 。我们总是给他找很多理由,说他想做人形机器人,要做芯片 ,不做汽车了。都是扯淡 ,竞争得过,他一定会继续做的,就是竞争不过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我发现你对有愿景但是挣不到钱的公司 ,总是心存怀疑的 。

  俞浩:是的。市场有两种投票,市值是对未来的投票,挣钱是对企业交付产品对不对的投票。如果不挣钱 ,就表明你是错的 。挣钱能力是一种交付,是这个组织经营结果的表现。

  谈理想与现实:小王子、星空与墓志铭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很长一段日子,你的微信头像都是小王子。这是为什么?

  俞浩:小王子是我内心非常纯粹的一个追求 。我抗拒虚伪 ,无论主观虚伪,还是人人虚伪而不自知。我希望寻找世界的真相,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猜测我是“富二代”的理由之一。我的内心没有对世界的仇恨 。

  我伯父家里曾经也很穷。但我很小的时候就跟他说 ,“总有太阳从我们家门前经过的时候。”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有同学给我家实名捐过款,一般这会让孩子有自卑心理,但我没有 。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我 ,非常宠我 。上初三的时候 ,还有同学帮我洗衣服,你可以用“宠爱 ”来理解。

  后来再难,也难不过小时候。我常常觉得 ,自己现在的努力,对不起当时的自己 。如果我当时是那个小孩,我想好好疼爱他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是个容易动情的人吗?什么时候你会哭?

  俞浩:基本都是被感动的。比如我们的汽车项目叫“星空计划” ,其实在2011年就定下来了 。那时候中国有雾霾,我们想,每造一辆新能源车就命名天上一个星座。等把星星造完了 ,天气应该好了。

  俞浩在清华大学期间研究自动驾驶汽车,项目名称是“skyMove(星空计划)” 。来源:受访者

  还有一个叫“星野 ”,跨越山海 ,为你而来。有段时间有点委屈,但你想到翻山越岭 、穿过隧道,天上挂满星星 ,微风和煦 ,阳光扑面……你知道就是为了那一刻。

  通常等到了那一刻的时候,我已经挥挥手,不带走一片云彩了 。摩西最终也没到达应许之地 ,他想象带大家到那里,已经是最大的犒赏。等真到了,他就该跟众人告别了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说要把股份都给员工 ,所以你欣赏胖东来的于东来吗?

  俞浩:你猜?我去年唯一一次去许昌,就是为了胖东来 。我们跟胖东来的很多东西,表面上用词相反 ,内里确实高度一致 。胖东来的员工是以一线销服为主,我们主要是研发人员为主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是因为认同他“快乐做事”的观念?

  俞浩:我认同的是企业。首先,企业赚到钱分给员工 ,包括他退休了要把公司的钱分给员工,这个我非常认可 。第二,要对用户、客户好。

  第三 ,他对员工有很多教育 ,但他跟追觅不一样,追觅更偏启发式。胖东来内部要学习胖东来语录,我们不能这样 。动不动往墙上贴语录 ,员工会反感。追觅的教育都是我在漫不经心地分享朋友圈,有点像TED。

  另外讲个细节,是我到现场才感受到的 ,别人买鱼担心里面有激素,但胖东来所有的鱼进货回来后,先在外面一个池子养14天 。14天之后 ,体内的添加剂就排掉了。鱼会稍微瘦一点点,但卖得比外面贵10%。也就是说,他加了一个“排出添加剂”的动作 ,多卖10% 。追觅N+1干的就是这个事,只不过我们是加在科技参数上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现在最恐惧的是什么?

  俞浩:有段时间我甚至犹豫要不要让员工成长慢一点。但两周之后,猛然惊醒 。我给朋友打电话 ,讲着讲着都有点要哭了 。

  我说我最担心的是自己变了。如果我变成不是那个我了 ,那才是可怕的。两周后,我把思维切换过来,我要培养更多的人 。善良是一种选择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在年会上说希望大家财务自由 ,这是场面话吗?

  俞浩:我在年会上说“希望若干年后能成为世界首富 ”,后来还有第二句:追觅的同学们和朋友们都能财务自由。我永远不会忘了他们 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在社交媒体上爱骂人,看起来情绪很饱满 ,是在刻意打造“活人感”的人设吗?

  俞浩:哪有什么人设,我只是为了让自己不累。我做这么多项目,今天讨论算法 ,明天讨论发动机,都隔着老远。如果每一个形象都要包装和演,我得累成什么样?但是我发现 ,只要去接触别人,他们接触到我真实的一面,都是喜欢我的 ,那我就更不需要演了 。

  如果我假装温良恭俭让 ,哪天内部批评员工的视频传出去,大家发现,哦 ,原来他是个这样的人,那才是人设崩塌。经常让自己“小崩”一下挺好的,不会出现大的系统风险。你不犯错 ,怎么知道边界在哪里?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的朋友圈和微博,特别爱用感叹号,几乎每句话都用 。是有什么用意吗?

  俞浩:我一不小心就会控制不住passion ,这其实是会消耗我自己的。但我为什么经常凌晨一点、两点,想到了就发?因为你到第二天就写不出那个句子了。只有那个点情绪最浓烈,浓烈了就要发 。

  当你管理一个企业时 ,你浑身每个毛孔都在传达你到底在意什么,所以你要珍惜这样的情绪 。那些结尾是“句号 ”的句子我也不用发,太婆婆妈妈了。一定是感情非常浓烈到打叹号的 ,我才会发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所以你到底是不是一个“狂妄”的人?

  俞浩:我到现在都在跟所有人不停解释 ,追觅是什么 、要做什么,所以表现出来可能有点高调 。网络上很多人只是通过一些剪辑、片段来知道我,从而评价我。

  《中国企业家》:你一直对生死有很多考虑。你想过离开的时候 ,墓志铭上写什么吗?

  俞浩:上大学时我就想得很清楚:这里留下了一串探索者的足迹 。

  我想象如果人类真的有天堂,我希望天堂里有一个乡村花园,里面住着爱迪生、牛顿 、福特、爱因斯坦这些人。我能跟他们成为邻居 ,也不需要干啥,就在路上一起散个步,这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追求。